公權私用乃應試泛濫的元兇
金新
如果說中國教研員制度是中國教育改革的一大障礙，那可能是言過其實；如果說有些教研員“念”（“研”也）的是歪嘴和尚“經(jīng)”，“公權私用”，那可能是切中時弊的。
比如某省某市2006年各類高中招生學習能力考試之語文試卷的文言閱讀選用的是薛用弱《集異記》里的《名臣狄仁杰》，這一語段曾出現(xiàn)在說是“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材”，其實為貨真價實應試小冊子的《九年級語文讀本》第97頁（該書系負責出中考語文卷的教研員所編），雖然題目只有第一道解釋“即就觀之”之“就”基本相同，但此“讀本”的每一語段前均有“閱讀提示”，《名臣狄仁杰》的“閱讀提示”是：“唐朝名臣狄仁杰被皇上征召去京城做官。路上看見一個生病的小孩，孩子的父母正重金求醫(yī)，狄仁杰不僅停車細看，而且冒著風險為病孩在腦后針灸，并且治好了孩子的病后不要酬金。這種急人所急、不計報酬的行為是何等高尚！”這顯然是變相的白話翻譯，或曰意譯（相對于字斟句酌的直譯），看過的學生，只要智力正常，參加中考答題，不是得心應手，就是駕輕就熟。
有關學生減負是一個“美麗的謊言”。這只要看一看，在春寒夏暑秋涼冬冷里，每天甚至雙休日，迎著黎明上學與黑夜放學的莘莘學子，就可知他們是這個時代最超負荷運轉的人。尤其是畢業(yè)班的學生，簡直就像現(xiàn)代包身工，忍受著非同尋常的題海折磨，升學的壓力。據(jù)了解，有的學校加上競賽課（形而上的）或晚自修，周課時竟達50余節(jié)（不包括雙休日補課），日作業(yè)量達5小時以上，導致部分學生每天平均睡眠時間僅6小時左右。
可能有人會說，造成這一切的罪魁禍首是考試那根指揮棒，此話一定程度上有道理，然而經(jīng)不起推敲。倘若說高考少數(shù)“地方”的自主命題在“中央”權威命題模式的“高壓”下，基本上無法乾坤扭轉，改變大一統(tǒng)的局面，迫不得已，那么各地具有充分命題自主權的中考，為何也“沙場秋點兵”，忙得不亦樂乎？
時下許多地方的中考屬自由命題，由教育局教研室負責，于是那些以教育局教研室的名義，并在封面上赫然打上“師生共享”“體現(xiàn)中考發(fā)展”、“突出實際運用”等客觀上具有誘惑暗示性質字樣的書，每年就成了學生的搶手貨，《語文》，《數(shù)學》，《英語》，《自然》……大多數(shù)學校學生人手一套，甚至兩套——其它類似同等名義調花樣出的叢書。這些所謂的書往往由不同的出版社出：今天南方的，明年北方的，“打一槍換一個地方” ，內涵基本上是“換湯不換藥”，說“基本”是因為每年加的只是上一年的中考考卷。
書是個人寫的，稿費是個人拿的，卻以教育行政部門的名義來造勢，以牟取利益更大化。這是否屬于公權私用？這種公權私用對減負是否有一種不良的影響？對教育大環(huán)境是否有一種致命的破壞？對應試教育登峰造極是否有一種推波助瀾的作用？對當前國家花巨資打造的“‘課程改革’航母”是否有一種“冰山”般的威懾力？
公權私用乃應試泛濫的元兇，有關部門本當引起高度重視，可悲的是，他們作出的解釋竟然是：“現(xiàn)在還沒有那一種法律禁止教研員出書！”對此，筆者有一種遭遇“邏輯盲”的感覺，偏激點說，就是農(nóng)貿市場里賣注水牛肉的強詞奪理的二道販子亦不會如此明顯地偷換概念抑或轉移論題，以至于跌倒在同一律的邏輯“淺坑”里！
教育領域利用命題方便公權私用的情況應該不是個別省市的事，某市多年前曾出現(xiàn)過中考語數(shù)外三科教研員漏題盈利的事件，該市某縣級市的一位極富正義感的蕭鳴先生（令人感慨的是居然也是語文教研員）將此事曝光于《河北日報》旗下的《雜文報》。眼下如此大膽忤逆之徒業(yè)已銷聲匿跡，但“未結束的戰(zhàn)斗”則在隱蔽戰(zhàn)線上演著有類“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啞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