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與“經(jīng)典”
金 新
外出支教，有一個好讀書的鄉(xiāng)鎮(zhèn)干部得知我身份后問：“對眼下因‘熱門’而‘流行’的長篇小說《后宮·甄嬛傳》喜不喜歡？”
答曰：“不知道有這本書！”
不料這小“公務員”竟小視起我來，大有迅翁筆下之“圓規(guī)”之不屑：“顯出鄙夷的神色，仿佛嗤笑法國人不知道拿破侖，美國人不知道華盛頓似的。”
大驚失色之余找來一翻，原來是部架空歷史小說，屬類型文學范疇。聽說，還改編成了電視劇在“熱播”。
所謂“類型文學”，是指：“題材明顯相同，受眾群體相對固定的文學創(chuàng)作形式。諸如：科幻小說、奇幻小說、偵探小說、懸疑小說、恐怖小說、武俠小說、財經(jīng)小說、校園文學……”
不幸的是，流瀲紫的長篇小說《后宮•甄嬛傳》屬類型文學中的“下品”！
蓋因其既有當前類型文學的“通病”——“缺乏獨創(chuàng)性”，作為架空歷史小說，只是在一個“架空”的歷史場景中，完成對后宮那塊被歷史所忽視的生存空間的虛構，對社會除了提供層次不高的娛樂性外，似無他用；又有作者自己的“硬傷”——“過分沉迷于情節(jié)上的回環(huán)糾葛和人物間沒完沒了的鉤心斗角，結果導致了小說不必要的拖沓、冗長，主題也因不斷摻水而變得愈發(fā)單調。”鄭翔《在現(xiàn)實和歷史之間穿梭——2011年浙江長篇小說述評》中的評價應該是深中肯綮的！
當然，流瀲紫是位年輕作家，處女作如是這般，可謂小有成就。我們不應當苛求，想來阿瑟·柯南·道爾在成為偵探小說鼻祖之前的道路亦不會是“一帆風順”的。
問題是，《后宮•甄嬛傳》“深受商業(yè)和市場操縱”，不予“苛求”，無異于誤導讀者諸君，讓他們在“熱門”之云山霧海里，將“流行”當“經(jīng)典”。
《左傳·僖公十三年》有語：“天災流行，國家代有。”
可見“流行”的并不一定是好東西，非典不是也曾“流行”過嗎？
盡管“經(jīng)典”也需“流行”，但那是在歷史的大浪淘沙之“洗禮”后。
更何況，即便一度成為“經(jīng)典”，有一天遭人質疑而漸行漸遠于典范性、權威性也絕不是“天方夜譚”。
獨立學者秋風的《四大名著當重新定位》有語：“在明清兩代，乃至于二十世紀，販夫走卒確實熱衷于《水滸》、《三國》。以白話文寫作的四大名著確有其文學史的價值，四大名著所表現(xiàn)的價值也確實是傳統(tǒng)的。但是，從文學、文化兩個角度看，四大名著都不能算傳統(tǒng)之‘正經(jīng)’。引用人類學的概念，四大名著只能屬于‘小傳統(tǒng)’，而不在大傳統(tǒng)的范圍內。在古代社會，這一點是清清楚楚的，所以，他們的作者或者使用假名，或者是不入流的文人。這一點就決定了，從中國文學的大傳統(tǒng)看，四大名著的文學形態(tài)是粗糙的。更不要說它所反映的價值也是比較庸俗的。上世紀90年代以來，很多人從四大名著中發(fā)掘人生、職場智慧，包括百家講壇大講三國，都不免厚黑學傾向。”
此系一家之言。
可誰不言，真乃個“秋風起兮白云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之意象？ 呵呵，用筆如刀，游刃有余者也！
讓我們來簡介一下作者，以“旁證”其言說之力度。
-秋風，又名姚中秋，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研究員。主要從事古典自由主義理論與奧地利學派經(jīng)濟學的譯介、研究。 著有《為什么是市場》，已出版的譯著有：《財產(chǎn)、法律與政府——巴斯夏政治經(jīng)濟學文粹》、《法國大革命講稿》、《法律與自由》、《哈耶克與古典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為什么反對市場》、《資本主義與歷史學家》、《哈耶克傳》。
秋風無疑是一個可以采信的學人。
“燕園四老”之一的金克木，生前把所讀之書分成若干不同“境界”抑或“層次”。
“有要求人跪著讀的書——神圣經(jīng)典，句句是真理，在真理面前只有低頭。”
“有必須站著讀的書——權威講話。這是訓話，沒有討論余地。受教育的人只有肅立恭聽。”
“有需要坐著讀的書——為某種目的而讀的書。這樣讀書不由自主，是苦是樂，各人感覺不同，只有坐冷板凳是一樣。”
“有可以躺著讀的書——大多是文藝之類。這樣讀書，古名消遣，今名娛樂。這是以讀者為主，可拿起，可放下，可一字一句讀，也可翻著跳著讀。通常認為這不算讀書，只是看書。有人認為有害，主張排除。有人認為可以保留。”
“還有可以走著讀的書，可以一邊走一邊和書談話。書對讀者說話，讀者也對書說話。乍看是一次性的，書只會說，不會答。其實不然。書會隨著讀者的意思變換，走到哪里是哪里。先看是一個樣子，想想再看，又是另一個樣子。書是特種朋友，只有你拋棄它，它決不會拋棄你。你怎么讀它都行，它不會抗議、絕交。”
金教授對文藝類書有偏見？非也，非也，他劍指者僅是此類別中的下下者！
流瀲紫的《后宮·甄嬛傳》隸屬哪一類呢？明眼人一看便知，實在不必贅言！
閱讀淺了俗了；長此以往，視野定然短了，胸襟必然狹了。特別是，在強權面前勇氣自然缺了。
文學沒有教化意識形態(tài)的義務，卻有消除臣民意識的責任。
流瀲紫的《后宮•甄嬛傳》讓思想者感到悲哀。
小女人的無病呻吟迎合了威權對文學遠離思想、“愚”樂社會、間接洗腦的的要求。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這一與海明威“冰山原則”一樣重要的創(chuàng)作原則正在“死亡”。
作協(xié)是作“假”者的協(xié)會，是作家的墳墓。
匆匆于2012年9月9日凌晨